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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聿映线年春天，上海黄浦江畔的夜色已经很深，码头边仍有零星的灯火。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声音：“宜兰，带着孩子们，能走多远走多远，千万不要去台湾。”这不是夸张的电影桥段，而是彼时正坐镇济南、肩负重任的王耀武，发给妻子郑宜兰的一道“家中军令”。
那一年，他46岁，名义上仍是炙手可热的“爱将”，手里有兵，有职，有显赫的军衔与地位。但从华北到华东，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，让许多清醒的人都明白，大势已变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是动荡岁月；对王耀武一家来说，则是命运的岔路口。
要理解那通电话背后的用意，还得把时间往前拨回二十多年前，从一段看似再寻常不过的婚姻讲起。
郑家在当地颇有些社会地位，家风讲究，待人做事颇重规矩。久而久之，这位推事对王耀武的军事才能和处事态度颇为欣赏，心里升起一个念头——要是能把女儿嫁给这个军官，倒也不失为一门稳妥姻缘。
公婆年迈，子女渐多，家务琐事零零总总，全压在她肩上。外界只看到“将军夫人”的头衔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，战争年代的“夫人”，更多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责任。
那时候的王耀武，已是济南的主将。他不是不知道自己被点名“打进济南府，活捉王耀武”，战场上的压力大得难以想象。越是这个节点，越少有人看得清，也越少有人愿意说实话。
王耀武不是草包，也不是那种只会逞强的“勇将”。从战场态势来看，他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：济南若死守，很难撑得住，搞不好人没守住，兵还折在城里。依照他的打算，应当果断放弃济南，向徐州方向集中兵力，那里纵深更大，回旋余地也大一点。
南京一趟走下来，他心里隐隐有一个判断：如果济南失守，而自己又被俘，那么上头未必会替他说一句好话。相反，很可能把所有责任都扣在他头上，甚至拿家人开刀，以儆效尤。
回到济南后，他抓住一个机会，给郑宜兰打了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声音，据说一开始还算平静，等说到重点，语气就明显急促起来。他只说了一件事——带着孩子，赶紧走；路线尽量往香港走；有多远走多远；记住一句话：千万不要去台湾。
那时的形势已经很紧张，从内地到香港的出路并不畅通。政策多变，航线紧张，票源稀缺，人人都在打听消息，想抢到一张能带自己离开战区的票。郑宜兰要带走的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，而是一大群——她自己加上九个孩子。
这位副官并非什么权倾一方的大人物，却有军队系统中的关系和一定的行动能力。他的出现，多少像是在混乱局势里抛出的一根绳子。通过他的奔走和安排，郑宜兰母子才最终拿到了前往香港的机会。
带着九个孩子，意味着食宿教育样样都要钱。香港虽是繁华之地，却不是慈善之所。没有稳定收入，一切都得自己想办法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郑宜兰不仅要保证孩子们能吃饱穿暖，还要时刻牵挂远在内地的丈夫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阶段，王耀武的人生也在发生变化。经历了关押与改造后，他在新中国的政策安排下，逐步重新获得一定的自由空间。具体时间节点上，他在1959年被特赦，之后生活渐趋平稳，晚年也有机会参与一些座谈、写作，回忆过去的战争岁月。
对此，王鲁云在书里提到一个说法：因为主客观原因，母亲最终没有成行，但具体细节，她并未展开。能看出的，是她刻意避开了某些细节，也许是不愿让外界把父母的私人选择，变成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他们之间的故事，就这样停在了“未再相见”的悬念上。看似遗憾，却也符合那个年代许多家庭的共同命运——战争把人拆散，和平也未必能把所有人重新拼回原位。
蒋介石设宴款待，宋美龄亲自备菜，这些表面的“恩遇”，对很多将领来说既是荣耀也是枷锁。有人沉浸在这种被器重的光环里，心甘情愿把家庭命运捆在政权战车上；也有人在沉默中做出另一种选择——在还来得及的时候，先把家人“送离棋盘”。
